文/李文煥
台北捷運事件之後，城市表面逐漸恢復運作，卻仍有許多人心裡尚未真正平靜。網路上迅速出現各式各樣的自我保護與逃生整理，試圖替這座受驚的城市補上一層安全網。我也反覆閱讀這些建議，直到看見朱芯儀——一位視障心理師——在臉書上發表的貼文，心中才湧起更深層的震動。她誠實寫下，那些「快跑、找出口、看清楚狀況」的指引，多半是為看得見的人準備的；對視障者而言，這些建議本身，可能就意味著另一種風險。身為一名視障者，同時也是特教教師，我無法只停留在被理解的感動，而是忍不住追問：當公共危機真正發生時，視障者是否也被納入逃生與防災的設計之中？
事實上，「視障者」從來不是單一狀態，而是一條涵蓋全盲、重度低視能到功能性視覺受限的光譜。在公共場所遭遇重大公安事件時，對全盲與重度視障者而言，最大的危險往往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失控的人流。當現場充斥著方向不一、急促混亂的腳步聲，伴隨推擠、跌倒或物品倒落的聲響，貿然跟著人群移動，反而可能被捲入踩踏風險。此時，靠牆、靠柱子、靠固定結構物，讓身體有可依附的空間，比急著找出口更能提高存活的可能性。對視障者而言，聽覺不只是輔助，而是主要的空間判讀工具——是否能聽到節奏一致、方向明確的腳步聲？是否仍存在穩定的背景音，如空調、回音或清楚的引導語音？這些聲音，往往比任何標示都來得可靠。
而對低視力的朋友而言，另一個常被忽略的風險，則是「過度相信自己仍然看得到」。在日常環境中尚能辨識方向的視覺能力，一旦遇到煙霧、逆光、燈光閃爍或高速移動的人群，往往會瞬間失效。此時若仍試圖依賴視覺判斷距離或障礙物，極易因誤判而跌倒，反而成為他人逃生動線上的風險來源。及早放慢腳步，轉而以聽覺、觸覺與空間感知為主，並以簡短、功能導向的語句求助，例如「請告訴我出口方向」、「可以帶我離開人群嗎」，比長時間尖叫或停留原地等待，更能增加實際獲助的機會。
此外，在雙北地區，許多重度視障者平時會申請捷運或公共場域的導引服務，但在突發公安事件中，這層導引關係本身，也值得被重新檢視。危機發生時，導引人員最重要的任務，並非說明事件細節，而是提供清楚、即時且具方向性的資訊；引導的節奏必須穩定，而非一味求快。同時，視障者也應被賦權學習：當導引人員本身陷入慌亂或被迫中斷引導時，如何立即轉為靠結構物自保，而不是陷入完全依附的無助狀態。這不是個人能力的問題，而是公共訓練與制度長期未曾補齊的空白。
而這樣的結構性盲點，在防災演習中其實早已屢屢浮現。近年參與地震與火災演練時，我反覆經歷同一種困惑：警報一響，震天價響，語音隨即播報「發生火災」或「發生地震」，然後現場開始移動。但對我而言，問題從來不是「知不知道有事發生」，而是——我該往哪裡走？危險發生在哪一側？安全出口又在何方？對看得見的人來說，指示燈、標誌與他人的行動方向都是線索；但對視障者，或視力不佳的高齡者而言，若警報只剩下巨大聲響與抽象提示，卻沒有任何方向性引導，那麼它帶來的，不只是警示，而是另一層恐慌。
這是一個嚴重卻長期被忽視的防災漏洞。現行警報系統的設計，預設「聽到警報的人都看得見環境」，卻未真正將「看不見」納入行動指引之中。問題並非科技不足，而是想像不足。在 AI 與語音技術早已成熟的今日，警報難道只能告訴人們「有危險」，卻不能進一步說明「危險在哪裡」、「該往哪裡避難」？對視障者而言，這類具體、即時的語音引導，不是便利設計，而是攸關生存的必要條件。
朱芯儀在貼文中提到，理解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保護。我想再補上一句：真正的公共安全，不能只為多數人設計。當一座城市的防災與逃生想像，能夠同時容納看得見與看不見的人，當警報不再只是「大聲提醒」，而是成為所有人都能依循行動的指引，那麼每一次危機過後，留下的就不只是恐懼，而是更成熟的集體學習。危險或許無法完全避免，但至少，我們可以選擇，讓「看不見」不再成為被排除在安全之外的理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