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李文煥
今日，客家摯友傳來一篇文章，談的是1986年新加坡一位部長鄭章遠的故事。他在貪污案遭調查期間，留下遺書，最終選擇服藥自盡。據報導，他在遺書中寫道：「作為一個有尊嚴的東方紳士，我覺得應以最嚴厲的懲罰贖罪。」字裡行間充滿懊悔與羞愧，宛如對天道與社會的深刻自白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讓這段歷史廣為人知的，還有當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冷峻回應——當鄭章遠向他求情時，他只回了一句：「我若幫你，新加坡就完了。」短短十字，道出新加坡廉政建設的決心與制度的鐵律。這不是對個人的無情，而是對社會整體的負責；不是不念舊情，而是清楚制度不可容情的底線。
這段故事讓我深有感觸。回望台灣過去幾十年的政治發展，多少政要名流、地方大員在任內貪污收賄、圖利親信，卻能在事後全身而退。無論藍綠執政，皆不乏類似案例。有些人熟知法律漏洞，精於規避追訴；有些人善於操弄輿論，轉移焦點；甚至有些人在遭判刑定讞後，依然能逍遙於政商之間，遠走海外安享晚年，任憑人民在原地忿怒、失望，卻無從伸張。
這樣的現象令人不得不反思：我們的法律是否太容易被人「玩法」？我們的道德底線是否早已在一次次妥協中不斷下墜？更令人遺憾的是，小貪往往重懲，大貪反而輕放。基層公務員可能因為一盒月餅、一張餐券而遭記過、調職，而高層官員收受鉅額政治獻金、暗中喬事喬案，卻能以「政治追殺」或「程序瑕疵」為由，全身而退。
坊間曾有一種考驗人心的比喻：若在路上撿到100元，多數人會送交警察；若是一千元，也許會猶豫；但當金額成了一萬、十萬、甚至一百萬，道德就開始動搖了。然而，制度的設計，並非為了檢驗誰的道德較高尚，而是要讓人「不敢貪」、「無從貪」、「不需要貪」。這才是健康政治文化的根基。
佛教中有一句話：「因果不虛，業報不爽。」意思是說，人的行為都會留下業力的種子，無論善惡，終有果報。這並非是做一件好事就能抵消一件壞事，而是如同兩條平行的流水，善業和惡業各自流向其應有的結果。
因此，你今日捐款建廟、成立基金會，固然是積善之舉，但並不代表明日就可以貪污枉法，便能以此功德抵銷罪業。佛教認為，「功不掩過」，一件惡行仍需面對它的果報。善是善，惡是惡。錯了就是錯了。不該得的，就是貪。
然而在台灣，一種令人錯愕的生存邏輯卻悄然形成：小官不敢貪，因為風險太高；大官卻敢貪，因為涉案規模夠大、牽連夠廣，媒體焦點一過，政治風向一轉，真相就沉沒於塵埃之中。他們把人民困在國內的高房價、高物價與低薪結構中，自己卻能出國泡湯滑雪、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。人民在新聞前憤怒幾天，最終也只能無奈轉身，繼續為柴米油鹽奔波。
我們並不苛求每位政治人物都要像鄭章遠那般，以死贖罪。誠然，這樣的選擇未必是唯一的道德答案，甚至有人批評那是一種極端。但無論如何，他所展現的那份羞恥心與自我約束，是當今政壇中難得一見的精神資產。當一個社會的領導階層喪失羞恥心，無論制度如何設計、法律如何細緻，也只淪為紙上談兵。
筆者深信，法律或許能被操弄，輿論或許會被操控，但上天的審判絕對不會錯過。這並非迷信的報應觀，而是人心深處對正義最後的信仰。那是一種信念：是非對錯不可混淆，道德信仰不容讓價。
新加坡之所以能從一個資源匱乏的小島，發展為今日廉政效率的典範，靠的從來不只是高薪，而是嚴明法治與全民道德共識的長期累積。若台灣真心想建立一個清明的政治環境，恢復人民對公共體系的信任，就不能再容忍那種「貪污，只要技巧高明就無事」的文化繼續蔓延。
是非有別，黑白分明，不該隨著權力大小而改變。不該得的，就是貪。莫以惡小而為之，莫以善小而不為。這不是口號，而是我們亟需重新拾起的信仰與底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