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記者蘇莉湘 ／ 高雄報導】政黨的廉政承諾，最需要被檢驗的時刻，就是自己人遭到司法定罪之後。面對黃紹庭詐領助理費案，以及胞妹黃鈺婷獲報准參選的相關報導，國民黨必須回答的問題十分清楚：黨紀如何落實？參選審查依據何在？又如何確保政治責任不會隨著家族成員接棒而被淡化？
政治人物誠信品格問題，不能用一句「尊重司法」就宣告結案。特別是法院負責認定犯罪與刑責，政黨則必須對自身的紀律、用人與政治背書負責。司法判決已經作成，政黨的制度責任才更應具體展現。
黃紹庭案的嚴重性，有明確事實可以檢視。中央社報導，黃紹庭於擔任三屆高雄市議員期間，透過人頭助理及低薪高報等方式，詐領助理補助費共一千四百五十五萬餘元。最高法院於2026年6月24日駁回上訴，全案定讞，判處有期徒刑二年、褫奪公權三年、緩刑五年，並附有支付公庫二百萬元、義務勞務及法治教育等條件。
司法定讞之後 廉政責任不能停在「尊重司法」 親屬參選可以依法進行 政黨審查更須公開接受檢驗這起案件涉及的是公共經費的誠信使用。助理費的制度目的，在於支持議員問政與選民服務；虛報助理或薪資，直接傷害議會支出制度的可信度，也使依法聘用助理、核實申報的民意代表及工作人員承受不必要的信任成本。緩刑與繳回犯罪所得，是司法量刑及處遇的一部分，不能被政治上解讀為廉政責任已經消失。
因此，國民黨首先應該公開說明，黃紹庭案究竟啟動了哪些黨紀程序，適用何項規範，由哪個權責機關作成決議，處分何時生效，以及對黨內職務有何影響。若程序已完成，就應提供可供核對的結果；若尚未完成，也應交代原因與進度。對一件已經定讞的重大案件，社會沒有義務只能從零碎新聞、黨部口頭說法或不同時期的名冊中猜測答案。
黨紀的公信力來自一致、透明與可預期。倘若政黨對違反選舉布局者能迅速啟動紀律，對涉及公共經費犯罪者卻無法提出同樣清楚的處理說明，就必須面對外界對其輕重失衡的質疑。政黨不能只要求黨員服從組織，也必須向社會證明，組織願意對違反公共信任的行為負責。
至於黃鈺婷參選，必須把個人權利與政黨責任分清楚。媒體近日報導其獲國民黨報准參選，並引述地方人士對家族接棒及黨紀處理的批評；但報導中的政治指控，仍須與正式審查文件及當事人說明相互核對。
黃鈺婷不應因為胞兄犯罪，就被推定具有相同法律責任。任何候選人的品格與公信力，都應根據其本人的言行、經歷及可查證紀錄檢驗。以「貪腐家族」概括所有親屬，既模糊責任，也會削弱原本有力的制度批判。
然而，個人不受連坐，不代表政黨可以免於說明。當一名政治人物因司法判決退出公職競爭，其近親隨後投入同一選區，政黨更應交代審查過程：評估了哪些條件？採取何種推薦或報准方式？是否與其他參選人適用相同標準？又如何處理原有政治團隊可能延續所引發的公共疑問？
「提名」「徵召」「報准」與「報備」的制度意義，應由黨部清楚說明。用語不同，不能成為政治責任模糊的理由。只要政黨給予正式認可，就應說明認可的範圍、程序與依據，讓社會了解這項決策究竟代表什麼。
對柯志恩及國民黨高雄市黨部而言，應負起的責任是公開說明決策。哪些事項由地方黨部審查，哪些須由中央核定，哪些涉及考紀機關，都應攤開交代。不能把中央與地方的分工作為互相推諉的空間，更不能在選舉宣傳中強調政黨品牌，遇到審查爭議時卻迴避品牌所承擔的責任。
同樣地，對參選人的檢驗也應具體。是否願意說明自身公共服務經歷、競選團隊安排，以及對公費助理聘用與經費透明的主張，遠比空泛的人格指控更有公共價值。候選人可以透過公開資訊與制度承諾建立自己的政治身分，政黨也應以相同標準審查每一位尋求支持的人。
這場爭議真正考驗的，是國民黨是否願意把廉政標準落實到自己的組織內部。司法責任由犯罪者承擔，候選人責任由本人接受檢驗，政黨責任則由決策機關與領導者具體說明，三者都不能缺席。
國民黨若要回答「黨紀何在」，就應拿出處分結果、審查依據與完整說明。對公共信任最有說服力的回應，是讓制度真正運作，並讓社會看得見。而地方人士也質疑前高雄市議員黃紹庭助理費案既已定讞，國民黨中央與地方黨部是否已依黨紀規定完成評估 ? 及其中央委員身分是否涉及後續處置 ? 都有必要向外界說明交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