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記者李文煥/專欄報導】
「我是客家人，但我不會講客家話。」這句話，筆者在台北求學時期不知聽了多少遍。起初，只覺得是個人經驗的巧合，漸漸地卻驚覺這是普遍的社會現象。尤其在雙北這樣的大都市裡，聚集了各地的移民，語言文化在都市化與現代化的巨輪下，被迫收斂與隱沒。當越來越多朋友自我介紹時提到「我也是客家人」時，那種久違的他鄉遇故知的情感總會浮現，但下一句「可是我不會講客家話」，卻讓人不知該苦笑還是心痛。
這並非筆者孤單的感受。一晃眼，二十多年過去，我也步入中年之年。回首同齡的鄉親朋友們，能說一口流利客家話的人，竟是屈指可數。更不用說七年級、八年級、九年級的年輕世代了。我的弟妹們，雖然耳濡目染可以聽得懂，但日常中卻幾乎不用母語溝通。說得少、用得少，語言就自然淡出生活；久而久之，連記憶也將消散於時間的長河。
母語的流失，並不僅僅是語言能力的喪失。更深層的，是文化的中斷與認同的淡化。一種語言的消失，往往伴隨著世界觀、價值體系、生活智慧與集體記憶的失落。語言並非只是傳達訊息的工具，更是承載文化與身份的容器。
客家話的失語，並非一夕之間發生，也並非哪一代的錯。我們不能責怪年輕人不會講，也不能僅僅哀嘆老一輩走了語言也跟著走。必須追問的是：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，我們是否曾經努力過去保留與傳承？在我們這一代是否堅持在家庭中說客語？是否讓孩子從小熟悉自己的語言？抑或我們早已妥協於「說國語比較方便」、「客語不重要」、「講母語會被人笑」的扭曲價值觀？
這個問題不只是客家人面對的問題。原住民族語、台灣台語、甚至新住民語言，都面臨類似處境。多少人說：「我是排灣族，但我不會講族語。」「我是台灣人，但我袂曉講台語。」「我是越南新二代，但不太會講越南話。」語言的斷裂，在今日的台灣已然是跨族群的普遍現象。
然而，我們不該也不能就此認命。語言的復振，雖非易事，但也並非不可能。政府早已看見這樣的危機，陸續制定了《國家語言發展法》，鼓勵族語教育、製作母語教材，甚至納入校園課綱。但制度的力量，若無家庭的配合、社會的氛圍支持、個人的行動選擇，也難以真正落實。
語言的生命在於使用。不是在學術論文、政府報告上活著，而是在廚房、客廳、菜市場、早餐桌上活著。我們是否敢在生活中開始說母語？哪怕一句、兩句，也是一種起點。語言不能只等孩子在學校學，而要從家庭裡自然成長。孩子若從小就在耳邊聽見母語，就會自然產生語感，這是任何課堂學習無法取代的。
客家話，是筆者的母語，也是一種情感的歸屬。每當在苗栗的街頭巷尾，聽見長輩們親切的問候，內心便有說不出的溫暖。這不是文言文的典雅，不是普通話的標準，而是一種從骨子裡牽動你靈魂的聲音。試想，有一天，當我們的孩子再也聽不懂長輩的話語，甚至無法和自己的祖父母用一種熟悉的語言溝通，那將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？
筆者始終相信，語言不是傳統的包袱，而是文化的禮物。我們不能只在表格上填寫「我是客家人」，卻不願在嘴裡說出一句「食飽吂？」我們不能只在節慶上穿上族服跳舞，卻平時不說一句族語。我們更不能只在問卷調查上表示「支持母語教育」，卻從不在生活中實踐。
是的，我們都很忙，生活很累，講母語不是效率優先的選項，但它是我們為孩子、為文化、為自己的根所做的一份承諾。讓我們從今天開始，無論你是客家人、學佬人、原住民或新住民，在家裡、在生活中，多講幾句母語。不要怕講得不標準，不要怕孩子聽不懂，只要開始，語言就會活起來。
「我是○○人，我會講○○話。」讓這句話不再只是少數人的驕傲，而是每一個台灣人都能大聲說出的自信與文化自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