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 / 李文煥
台灣今年正式在邁向 Unified English Braille（UEB）之際，各界的焦點多集中於教材開發、規則修訂與教師培訓。然而，在所有專業討論之中，還有一個更現實、也更具決定性的核心關鍵——在融合教育的教學現場，巡迴教師真的有足夠的時間教UEB嗎？如果制度端無法提供充足的時數支持，再完善的教材與規則，都可能淪為一場徒勞的紙上改革。
目前教育部國教署已正式核定，自 115 學年度起從國小三年級開始逐年導入 UEB，相關培訓與規劃正如火如荼地進行。這象徵著台灣點字教育邁出了與國際接軌的重要一步。然而，政策最艱難的挑戰往往不在於「宣布開始」，而在於如何讓制度真正落實。在融合教育體系下，巡迴教師的時數困境，正是那頭被眾人忽視、卻足以壓垮政策的「大象」。
現行台灣多數視障學生安置於普通學校，由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提供支持。這種模式在理念上強調融合與平等，實務上卻讓巡迴教師長期處於極度壓縮的工作狀態。一位教師往往需同時服務多所學校，除了點字教學，還需兼顧定向行動、輔具操作、教材轉譯、行政聯繫、普通班協調及個案心理支持。在這樣多工且奔波的環境下，真正能留給英文點字的教學時間早已所剩無幾。
然而，UEB 的導入是一項高度依賴「持續性」與「穩定累積」的系統性工程。這意味著，若行政端仍沿用過去的服務節數框架，期待教師在原有的工作量中「順便」完成 UEB 轉型，最終結果必然是教師疲於奔命、學生學習破碎，而制度改革僅停留在形式。特別是進入縮寫（Contracted Braille）階段後，學生需要大量閱讀與穩定練習來建立語感，若每週僅有極少且不穩定的時數，學生的規則感將難以內化，學習成效自然不彰。
更深層的隱憂在於權責系統的分配。目前國教署雖為 UEB 的政策推動者，但國中小階段巡迴教師的編制與時數配置，實質權力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。若中央與地方缺乏明確的協調機制，地方端極可能僅以「照表操課」的慣性，將 UEB 的新增教學需求強行塞入已飽和的系統中。這種缺乏資源重分配的推動方式，最後只能由第一線的師生共同承受失敗的代價。
因此，UEB 的成功轉型，考驗的是教育部處理「制度資源重分配」的決心。行政端必須進一步思考實質配套：是否應增列巡迴教師的UEB的授課時數？是否應明確要求地方政府建立 UEB 的加時機制？甚至是否應召開跨層級的協調會議，檢視巡迴服務量的合理性？同時，開發跨校共學、區域直播課或寒暑假集中營隊，將縮寫階段轉化為專門課程，都是比研發教材更具迫切性的課題。
我們必須重新理解，融合教育不應只是「讓學生坐在普通班裡」，而是要讓學生真正擁有「實質學習權」。若普通學生的英語學習擁有穩定的課程與時數，視障學生的點字學習也應被同等看待。否則，所謂的融合僅是形式上的安置，而非教育公平的實踐。
未來若學習成效不如預期，社會或許會輕易將問題歸咎於「UEB 太難」，但教育者必須反問：我們到底給了學生多少學習時間？又給了教師多少專業空間？教育改革不能只改標準而不改條件，更不能只改教材而不改資源。UEB 的成敗，最終反映的是台灣教育體系是否願意為視障學生的發展，真正挪動那早已不敷使用的教育結構。如果制度始終不願鬆動，那麼真正困難的或許從來不是 UEB，而是我們對教育平權的漠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