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楊聰榮（時事評論員，公督盟評審委員，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，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）
美伊衝突最值得警惕的地方，不只是軍事行動規模擴大，而是有限打擊可能逐步失去政治控制。軍事行動原本可以設定明確目標，希望透過精準攻擊削弱對手能力、恢復嚇阻，再迫使對手回到談判桌。戰場一旦進入報復循環，原先設定的政治目的卻可能被新的軍事需求取代，最後形成雙方都不願退讓，也不知道如何退場的局面。
美國對伊朗採取軍事壓力，核心邏輯在於以有限武力提高德黑蘭的成本。問題在於伊朗並非只能直接回擊美軍。伊朗可以透過飛彈、無人機、海上行動以及區域武裝力量分散反制，使衝突從美伊雙邊對抗延伸到更廣泛的中東安全體系。美國若再以增加兵力與擴大打擊回應，雙方很容易進入「行動、報復、再升高」的循環。
這類衝突最大的危險，是每一方都可能認為自己的行動只是有限回應，對方看到的卻是戰爭升級。軍事決策的時間愈短，情報愈不完整，誤判機率就愈高。一次飛彈攻擊造成超出預期的傷亡，一架無人機誤擊重要設施，一次海上攔截造成船員死亡，都可能迫使政治領導人採取更強硬的回應。戰爭失控往往不是任何一方事先決定發動全面戰爭，而是許多看似有限的決定逐步累積。
真正困難的也不是如何開始軍事行動，而是如何結束。有限戰爭若沒有清楚的政治終點，軍事成功很容易變成下一階段行動的理由。摧毀一批軍事設施之後，是否已經達成目標。對手重新部署之後是否需要再次攻擊。代理武裝持續行動是否代表原有政策失敗。這些問題如果沒有預先設定判準，軍事手段便可能從達成政治目的的工具，逐漸變成政策本身。
中東特殊的地緣結構又會放大風險。伊朗與以色列、波斯灣國家、美國及區域武裝力量之間存在多層次安全矛盾，任何局部衝突都可能牽動其他戰線。荷姆茲海峽更把軍事風險直接連結全球能源市場。即使沒有全面封鎖，只要船東降低航行意願、戰爭風險保費提高、能源交易商開始囤積供應，油價與運輸成本就可能先行反應。戰場尚未全面擴大，全球經濟已經開始承擔代價。
美伊衝突也顯示，軍事優勢與政治控制是兩種不同能力。美國擁有強大的情報、遠程打擊、空中與海上作戰能力，可以摧毀大量軍事目標，卻不代表華府能精確控制伊朗的回應方式。戰術上的優勢如果沒有外交協調、危機溝通與退場安排配合，反而可能創造更多必須使用軍事力量處理的新問題。
這對台灣具有直接的戰略提醒，但不能把中東經驗簡單套用到台海。台海的地理環境、軍事結構、國際介入方式與經濟重要性都不同。真正值得借鏡的是危機管理原則。國家安全不能只計算開戰時擁有多少飛彈、軍艦與無人機，也要思考衝突開始後如何維持指揮、補充彈藥、保護能源與通訊、穩定金融市場，以及如何避免錯誤訊號造成非預期升高。
台灣更需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判斷能力。盟友與安全夥伴非常重要，但外部力量都有自身國家利益、國內政治與全球軍事部署考量。真正可靠的安全基礎仍然是自主防衛能力，加上與友好國家形成穩定合作網絡。國防投資不能只追求先進武器，也要建立彈藥庫存、無人系統、後勤補給、能源安全、通訊備援、民防與關鍵基礎設施韌性。
危機溝通同樣屬於國防能力。台灣需要讓對手清楚理解防衛意志與不可接受的紅線，也要保留降低誤判的溝通管道。嚇阻與溝通並不矛盾。真正有效的嚇阻，一方面讓對手知道發動攻擊必須付出巨大代價，另一方面避免對方因錯誤情報或錯誤解讀而認為只能提前動武。
美伊衝突最重要的教訓不是武力沒有作用，而是武力必須服務明確的政治目的。沒有退場設計的軍事行動，很容易被報復循環重新定義。沒有社會韌性的國防，很難承受長期危機。沒有自主判斷能力的安全政策，也容易受到外部局勢牽動。台灣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對戰爭的恐懼，而是一套從嚇阻、預警、作戰、韌性到危機降溫都能相互銜接的安全體系。能夠避免戰爭，同時做好戰爭可能發生的準備，才是美伊衝突失控陰影下最值得台灣重視的戰略課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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