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記者 周志杰 /高雄專案報導】
教育健檢不是問診，而是追問
兩年一次的「與部長有約」教育政策座談，今年從高雄揭開全國巡迴序幕。表面上，這是一場由家長團體發起的教育政策座談；但若把現場提出的問題攤開來看，真正浮現的並不是單一政策的好壞，而是台灣教育改革長期面對的一道難題：當制度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建立，卻在執行後又製造新的問題，下一步究竟應該修補、重構，還是重新定義？
全國家長會長聯盟理事長陶蓮生表示，「與部長有約」每兩年舉辦一次，前一年先透過共識會凝聚核心議題，前半年再展開全國巡迴，從地方蒐集意見，最後形成全國家長共識，向中央提出建言。這套機制的價值，不只在於「把意見送到教育部」，而是試圖讓政策形成前，先經過地方教育現場的壓力測試。
高雄市家長聯盟總召洪志和則以2022年經驗說明地方倡議如何可能改變政策。當時高雄家長提出分科測驗應恢復國英數考試，後續透過全長聯向教育部建言，114學年度分科測驗恢復數學乙。對家長而言，這成為一種政策參與可以產生結果的經驗，也讓今年的座談不只是抱怨教育問題，而是進一步追問：政策制定者究竟有沒有聽見基層？聽見之後，又能不能把聲音轉成制度？
這次高雄場從校園電子煙談到校事會議，從親師互信延伸至品格教育、升學公平與特殊教育，四大核心議題——心靈韌性與校園安全、治理變革與師資穩定、數位應對與適性發展、家庭支持與升學公平——幾乎涵蓋一名孩子從進入校園到升學離校所可能面對的主要問題。如果教育改革是一場長跑，那麼這場「教育健檢」真正要檢查的，恐怕不是政策文件有沒有更新，而是制度是否讓孩子更安全、讓教師更敢教、讓家長更願意相信學校，也讓教育資源真正流向最需要的地方。
反毒戒菸不只禁菸，校園防線能否真正前移
座談首先把鏡頭對準電子煙。董氏基金會菸害防制中心主任林清麗指出，全國家長會長聯盟及國教行動聯盟自110年起號召全國41個家長團體加入「台灣拒菸聯盟」，長期推動《菸害防制法》修法。她在高雄場提醒，電子煙並不是傳統紙菸之外的「安全替代品」，其可能涉及尼古丁成癮、二手及三手暴露，以及甲醛、乙醛、超細微粒與重金屬等物質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青少年可能因電子煙進入尼古丁使用，再與紙菸形成雙重或多重使用。相關民團近年也持續關注電子煙與新興毒品之間的交叉風險。這個問題之所以成為教育議題，是因為「禁止」從來不是政策終點。2023年修正的《菸害防制法》已全面禁止電子煙，2026年行政院又提出修法方向，擬將電子煙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供應及展示等行為提高刑責，同時將持有、使用納入處罰；然而董氏基金會及台灣拒菸聯盟也持續提醒，真正的挑戰在於稽查與執法量能。中央社今年報導指出，民團認為如果沒有足夠人力，法律即使寫得再嚴格，實際防制效果仍可能打折。這正是教育政策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層：法律禁止的是行為，教育真正要處理的卻是行為為什麼發生。
高雄市家長聯盟執行長楊依玲指出，校園電子煙存在「除非有人舉報，不然大家當作沒看到」的問題，主張建立更清楚的校安通報與衛政處理流程。換句話說，學校不應被迫成為所有健康與毒品問題的第一線執法者，但也不能在「教育」與「執法」之間完全斷線。2026年台灣拒菸聯盟更持續把焦點放在加味菸政策，批評新法上路後，相關禁味政策仍有落實落差；公視報導則指出，國健署表示正規劃加味菸管理，希望在2026年推進公告。因此，真正的反毒戒菸教育，或許不能只停留在宣導「不要抽」，而應提前到孩子第一次接觸尼古丁之前。從家庭、同儕、社群媒體、校園環境，到販售與稽查體系，建立一條完整的預防鏈。不是等孩子成癮後才救，而是在成癮之前就把防線往前推。
校事會議存廢，誰來守住孩子與老師
如果電子煙考驗的是教育與公共衛生如何協作，那麼校事會議爭議考驗的，則是教育制度如何在「保護學生」與「保障教師」之間取得平衡。今年1月，教育部修正校事會議相關辦法，刪除匿名檢舉、增加保密義務與輔佐人制度，並強化案件分流。教育部表示，制度原本就是為處理重大校園事件、健全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，但實務上確實出現案件分流、程序適用及外部委員參與等問題，因此需要持續調整。但制度改革並沒有因此結束爭議。
教育部1月也明確表示，目前沒有廢除校事會議的規劃，而是以半年為期觀察制度實際運作；到了今年9月，教育部再次召集教育團體研商，教師團體仍主張全面檢討甚至廢除，學生團體則提出地方政府成立校外專責調查機制的方向，雙方歧見依然存在。高雄座談的價值，就在於把這場全國性的制度爭論拉回地方教育現場。
高雄市家長聯盟總召洪志和認為，校事會議原本是為了改善過去「師師相護」，如果今天選擇廢除，就必須提出替代機制；否則制度退回原點，學生權益未必得到更好的保障。高雄市教師工會理事長李雅文則站在另一端，認為校事會議已出現「小案大辦、投訴武器化、管教權閹割」等問題，甚至造成教師防禦性教學與師資流失，因此主張重新定位調查與審議權責。高雄教師工會近期也持續主張，應建立校事案件諮詢及調解機制，降低教育人員面對程序壓力的風險。兩邊其實都在談「孩子」。
家長怕的是孩子受到傷害後沒有人處理；教師擔心的是正常教育行為被無限放大，最後沒有人敢教；校長擔心的是行政程序吞噬學校能量；主管機關則必須面對制度公平與公共責任。因此，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一句「校事會議該不該廢」，而是：什麼樣的制度，才能同時做到讓孩子有申訴與保護的出口，也讓教師不必因為害怕被告而選擇防禦性教學？教育改革若只剩「誰輸誰贏」，最後輸的可能仍然是孩子。
升學、特教與品格，教育公平不能只看分數
教育公平的另一面，則出現在升學制度與特殊教育。高雄市家長協會理事長羅嘉季提出，品格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口號，希望教育部將品格教育與SEL社會情緒學習結合，比照性平教育，明確規範每學期授課4小時。這項訴求背後其實有一個值得教育改革者正視的問題：當學校被大量考試、行政與風險管理工作填滿時，那些無法立刻轉換成升學成果的能力——同理、情緒調節、合作、責任感——是否反而最容易被犧牲？
高雄市家長關懷教育協會理事長許益誠則將焦點放在分科測驗。他認為少子化造成大學招生結構變化，分科測驗額定名額比例下降，可能壓縮另一條升學路徑，希望中央重新檢視名額配置，維護學生透過不同考試制度翻轉人生的機會。特殊教育則更直接碰觸「公平」的底線。高雄市學習障礙教育協進會前理事長王玉如指出，普通班安置特殊生的「班級人數酌減」機制，在實際執行上成效有限，教師負荷與教學品質因此受到影響；台灣職場豐收創新管理協會則提出身心障礙學生課後照顧專班，希望解決專業師資不足、家庭照顧量能不足及經濟負擔等問題。
這些議題看似分散，實際上卻指向同一件事：教育公平不是每個孩子拿到一模一樣的資源，而是不同孩子都能得到完成學習所需要的支持。如果一名孩子需要更多輔導，卻只因為制度沒有足夠人力而被迫「自己撐」；如果一名學生擅長非主流升學路徑，卻因名額結構改變而失去選擇；如果品格與情緒能力被視為重要，卻沒有真正進入課程——那麼「公平」就可能只存在於政策文字裡。這也是高雄場最值得帶回中央的訊息：教育改革不能只做制度加減法，更要問每一項制度最後如何作用在一個具體的孩子身上。
教育局主任祕書歐素雯在座談中回應並記錄相關建議；家長團體也提出恢復「與局長有約」，期待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與基層保持直接溝通。當政策不再只是中央發布、地方執行，而能形成「中央制定—地方試驗—現場回饋—制度修正」的循環，教育改革才可能真正產生學習。
改革不能只換制度，更要換思維
高雄這場「與部長有約」首站，真正攤開的不是一張教育問題清單，而是一幅台灣教育治理的縮圖。電子煙告訴我們，反毒戒菸不能只靠禁止，更需要從家庭、校園到執法建立前端預防；校事會議則提醒，保護學生與保障教師並非零和遊戲，制度若讓任何一方失去安全感，最終都會傷害教育；升學與特教問題則說明，公平不是齊頭式平等，而是讓不同起點的孩子，都有完成學習與選擇人生的機會。
教育改革最難的地方，從來不是提出一個新制度，而是承認沒有任何制度一開始就完美。真正成熟的政策，應該容得下數據、現場經驗與不同立場，也必須願意承認失效、修正錯誤。教育部目前對校事會議採取持續檢視方向，而教師、家長、學生與校長各自提出的方案，也正好提供了一場制度實驗應有的不同觀點。
「與部長有約」真正重要的，也許不是最後能提出多少項建議，而是能不能讓政策形成一個持續循環：聽見問題、驗證問題、修正制度，再回到現場驗證。教育不能靠「神來之筆」解決，也不能期待「慈悲為懷」就能化解制度衝突；它需要的是長期、務實而願意面對失敗的改革工程。高雄首站只是開始。當家長、教師、校長、學生與中央政府願意坐在同一張桌子前，真正的教育改革才有機會從「政策口號」，走向「孩子每天感受到的改變」。而這或許才是兩年磨一劍之後，地方真正想問中央的一句話：我們究竟是在改革制度，還是在重新思考——什麼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教育？
